陈世旭：抛开篇幅的差距不说（《水经注》仅约三十万字，《治水史》约二百万字），我觉得本书的规模和厚重，都要超过《水经注》。千年之前的郦道元没有经历后世那么多的惊心动魄。这部著作的诞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治水史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来做这件事，只不过这件事恰巧发生在了广东，恰巧发生在了梅州，恰巧发生在杨钦欢、程贤章一次并不特别重要的谈聊中而已。所以我觉得，这是偶然中带着必然。
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历史首先就是一部治水史。您如何理解编著本书出版的现实意义？
陈世旭：从狭义讲，治水有关水利，这是我们国家实实在在的地理国情。中国自古以来经历过许多大灾大难，自古到今灾难频发，冰雪、旱涝等严重灾害不断。所以，当政者一定要兴修水利、治水，以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否则就难以奢谈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我国的水利事业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和经验，但也有不少失误。如何总结治水的经验，吸取教训，达到民族的长治久安，我们大概能够从治水中得到启迪。我们编著这本书，按照作家的生动表述，将我国千年以来治水的经验和教训进行集中展示，我感觉非常厚重，意义非凡。同时，这部著作也是中国水利史一项十分必要的基础性建设，是治水文化软实力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