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霍布斯所生活的时代和当前的时代之间，特别在国家之间和阶级之间的不安全和冲突的方面，可以勾画出的不只是一种有教益的对比。不过，和这里有关的一点乃是：霍布斯所选为使得人生“残忍而险恶”的混乱原因的这些性质正是为别人选为产生善良的社会后果，即产生和谐、繁荣和无限进步的原因的那些“动机”。霍布斯对于当作追求利益的竞争所采取的立场在19世纪英国社会哲学中完全被颠倒过来了。追求利益的竞争已不是战争的一个根源，而被当作是个人寻求最合适的职业的一个手段；是把所需要的商品以最低的代价到达消费者手中的一个手段；是一种产生最后和谐的互相依赖状态的手段——只要不是“人为”的限制，容许竞争。即使今日我们还会读到一些论文和听到一些讲演，它们把我们当前的经济困难的原因当作是由于政治上对私人追求利益的竞争的有益活动所作的干预。
提到人性中这个组成因素的这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其目的并不是要决定或讨论哪一个是对的。目的在于指出两者都犯了相同的错误。冲动（或者给它任何一个名称）本身，从社会上讲来，既不是有害的也不是有益的。其意义依赖于实际所产生的后果；而这些后果又依赖于它所借以活动的和互相作用着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由传统、风俗、法律、公众所赞许和反对的类型所建立起来的；是由所有构成环境的一切条件所建立起来的。这些条件即使在同一国家在同一时期内也是如此地多元化，以至爱利益（作为人性的一个特点）可以既在社会上是有用的，又在社会上是有害的。而且不管建立合作的冲动的这种倾向是怎样十分有益的，如果只把它们当作是人性的组成因素，对它们来讲，也是如此的。竞争和合作都不能被断定是人性的特点。它们是指个人活动中的某些关系的一些名称，如同实际上在社会中所构成的关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