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儒林传》序，概括隋统一时南北学风是：“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类似的见解在此前的东晋也有人提出。如《世说新语·文学篇》载：“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唐长孺先生认为，这种差别可以解释为“南学重义解，北学重名物训诂，这正是魏晋新学风和汉代学术传统的区别所在”[25]。前面已讲到，玄学初兴，只活跃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而大河以北和江南地区大体遵循郑玄治学的路数，学风偏于保守。两晋之际，大批名士随着南迁的洪流渡过长江，盛行于京洛的新学也因之播迁到南方。在这些雍容华贵、风流倜傥的北方名士面前，江南土著士人虽然也存在着对立情绪，但是政治地位与文化素养方面的差距，使其难免自惭形秽。经过一段磨合后，他们转而钦羡仿效。重视玄理，逐渐成为江南士人风尚。还有的家族世代研习，玄学素养很高。如吴郡张氏子弟几乎各个好玄言，其中张融遗令是：“令人捉麈尾，登屋复魂曰：‘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置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26]不能玄谈，竟然使陆玩引咎辞官。可见，南北士人在文化上的认同，其基础是土著士人必须对北来新学的服膺。认同的结果又使这种中原文化在南方得到发扬光大。南北朝佛教的差异，同样是受这种学风影响的产物。南方佛教与北方重视外在宗教形式不同，它更注意对佛理的探求。这是佛教徒适应南方社会特点，有意识向玄学渗透的结果。名僧扮演清谈家的角色往来朝野，既想借此得到帝王权臣及名士的认可，又欲以之诠释玄奥精深的宗教哲学。北朝学风所以比较保守，一是因为留在北方的士人多属河北学门，所宗的仍为郑玄之书，玄学没有多大影响。二是出于少数民族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传统儒学既有礼乐制度可供建立政权之用，又有纲常伦理能够帮助他们维持和强化君权。他们从南方看到的教训是，玄学只会造就一批诡辩浮华的谈士、重家轻国的贰臣，故弃之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