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克里克尔太太把我带到一张沙发前和我一起坐下，并说道，“我要和你很好地谈谈。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我的孩子。”
克里克尔先生当然是我一直在注视的，他这时摇了摇头，并不朝我看，还用很大一块黄油烤面包塞住嘴而止住了一声叹息。
“你还年轻，不知道这世界每天有变化，”克里克尔太太说，“也不知道人们是怎样在这世界上逝去。可是我们人人都得知道这事，大卫；我们有的在年轻时就知道了，有的上了年纪后才知道，而有的一生都知道。”
我热切地看着她。
“你在假期结束离家返校时，”克里克尔太太停了一会又说，“他们都好吗？”又停了一会，“你妈妈好吗？”
不知为什么，我发抖了，但我仍然热切地看着她，不愿回答。
“因为，”她说，“我很伤心地在今天早上听说，你妈妈病得很重。”
在克里克尔太太和我之间升起一层雾，她的身影似乎在那雾后动了一下。然后，我感到滚烫的泪水顺着我脸往下淌，接着她的身影又不晃动了。
“她病情很险恶。”她又道。
我这时便明白了。
“她死了。”
根本不必这么告诉我。我已经伤心地大哭了起来，我感觉得到我已是这么一个广漠世界上的一个孤儿了。
她对我真是好极了。她一整天把我留在那里，有时让我在那儿单独呆呆；我哭，哭累了就睡觉，睡醒了再哭。当我再不能哭时，我就开始想了，这时我心头的压力重到无以复加，我的悲伤是那样一种无法缓解的钝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