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史学，要造就出一批能够同世界各国史学家对话的新型的史学家。这些新型的史学家，应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中国学问的根底，应对世界历史和外国史学有相当的了解，应在专精的基础上努力向通识发展，应具有较高的古代汉语的修养、现代汉语的表述水平和外国语水平，应善于同外国同行合作而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我们应当有一种探索造就新型的史学人才模式的自觉意识。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把“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史学工作者，称为“探索的一代”[11]。是的，这是跨世纪而展宏图的一代史学工作者，希望在他们当中能够涌现出一些这样新型的史学家。
[1]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本文发表时，题为《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论纲）》，今从标目体例上考虑，乃删去“论纲”二字。
[2] 李大钊：《史观》，《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8页。
[3]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