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恺撒在意“自由出身”和“奴隶出身”的区别，非常严格地加以辨识。这完全取决于“母亲”的身份，要是她从受孕到分娩这段特定时间能证明是自由的市民，那么就合乎法律的公正要求。奴隶被仁慈的主人释放以后，立即成为“释放奴”或“自由奴”的中间阶级，但是他们并未解除服从和感恩的责任。一个自由奴辛劳工作所得的成果，他的庇主及其家人可以继承三分之一，要是死后没有子女或是遗嘱，庇主甚至可以得到全部财产。查士丁尼尊重庇主的权利，不过他的恩典将处于低等阶级的自由奴的羞辱标志移走：不论任何人，只要终止奴隶的身份，便立即取得市民的资格，不得保留或延迟。虽然被释放的奴隶并没有被自然赋予自由出身的尊严，但是皇帝用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将这种尊严再次赐给他们。从前为了防止释奴的行为过于浮滥，使卑贱和贫穷的罗马人迅速增加，法律对年龄、形式和数量都有限制。他最后将这些法令全部作废，立法的精神有助于国内奴役制度的崩塌。然而在查士丁尼时代，东部行省到处充斥着人数众多的奴隶，无论是家生奴还是购买获得，都是供给主人使用，价格从10个金币到70个金币不等，依据他们的年龄、体能和受教育程度区分。[3382]政府和宗教发挥影响力，使得处于依赖状况下的艰难困苦能够逐渐减少，一位臣民不再因自己有绝对的权力，能掌握奴隶的生命和幸福而自鸣得意。